近來不時見到有人說要看看米蘭昆德拉，我不其然感到欣慰。不是因為認同昆德拉的論述很切合現時香港的處景，而是欣慰「啊——人們因此而看回小說」。彷彿我對小說和昆德拉等小說家的推廣並沒有白費心機。
看小說的衝動源自我們意識到自我的匱乏，沒有飢餓感的人不會有意慾看書，所以他們見到字就反胃了。社會普遍的精神萎靡並沒有加大我們對精神食糧的需求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們發現自己餓了，需要看些甚麼。
昆德拉對小說這門藝術的將來是悲觀的，因為小說在十六世紀以降對塑造歐洲文明和價值所擔當的重要角色，正隨着時代逐漸消亡。世界仍有很多東西值得去寫，但不再透過小說去寫，社會需要更多評論，而不是更多小說。然而，為甚麼我們到頭來會感到若有所失，因而產生投靠小說的慾望？
因為我們想離開教授的講席，來到畫家的地下室：
「一個小說家談論小說的藝術，並非一個教授在他的講席上高談闊論。更應當把他想像成一個邀請您進入他畫室的畫家。畫室內，畫作掛在四面牆上，都在注視著你。他會向您講述他自己，但更多的會講別人，講他喜歡的別人的小說，這些小說在他自己的作品中都是隱秘存在著的。根據他自身的價值標準，他會當著您的面將小說歷史的整個過去重鑄一遍，並藉此來讓您猜想他的小說詩學。這一詩學只屬於他自己，因此，很自然地，與別的作家的詩學相對立。所以，您會覺得，自己帶著驚訝，下到了大寫的歷史的底艙，在那裡，小說的未來正在被決定，正在形成，正在創造，在爭論，在衝突，在對立。」
因為我們想了解這個世界為甚麼會失真：
「人們越集中精力、越執著地觀察一個現實，就越會發現它並不符合大家關於它的想法；在卡夫卡目光的長久注視之下，現實會顯得越來越脫離理性，也就是非理性的，也就是不逼真的。正是這一投注到真實世界上的長長的、熱切的目光，將卡夫卡以及在他之後其他偉大的小說家引向了逼真的邊界之外。」
因為我們想脫離歷史學的框架、脫離哲學的體系：
「尼采對體系化思想的拒絕有另一個效果：一個巨大的主題開闊。阻礙人看到真實世界全部廣闊性的各種哲學學科之間的隔板倒掉了，從此所有人類的事物都可以成為一個哲學家思想的對象。這也使哲學與小說相接近：哲學第一次不是對認識論、對美學、對倫理學、對精神現象學、對理性批判等等進行思索，而且對於有關人類的一切。歷史學家或教授在闡述尼采哲學的時候，不僅將它縮減（這是自然的），而且改變了它面目，將它轉換成它的反面，即一種體系。」
因為我們想掌握和思考個人遭遇世界的具體處境，探索「靈魂的知識」：
「大街上，俄國士兵們走來走去，我一想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將阻礙我們成為我們所是的那個樣子，就感到害怕。同時，我又驚愕地看到，我並不知道我們是怎樣，又是為了甚麼，而成了我們所是的那個樣子；我甚至不能確定，在一個世紀之前，我是否會選擇做一個捷克人。我所缺乏的，並非有關歷史事件的知識。我所需要的是另一種知識，也就是一種如福樓拜所說，能夠深入一種歷史處境的『靈魂』的知識，一種能抓住這一歷史處境的人性內容的知識。也許一部小說，一部偉大的小說，會讓我明白，當時的捷克人是如何經歷他們的決定的。然而，這樣一部小說並沒有被創作出來。在有些情況下，一部偉大小說的缺乏是無可補救的。」
還有很多「唯有小說能寫東西」，其他地方找不到的，而我們渴望在小說裡找得到。我們拖着遍體鱗傷的靈魂，希望有個地方有聖餐可領，希望有一個引路人，帶我進到存在舞台的後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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